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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加強黨性修養的意義

時間:2017-04-21 16:42:45  來源:中青年干部培訓班  作者:張本剛

中國共產黨根植于中國大地,以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為己任,以為中國人民服務為宗旨,立足于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化應是其必然特質。那么作為中國化標志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應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本人認為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已成為加強黨員修養的緊迫要求。

一、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對黨性修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黨性就黨員個體而言,就是和共產黨要求的吻合程度。中國傳統文化在本文中所指的是以儒學為核心,具有中國民族特色、持久發揮作用的思想體系。說簡單直白些就是教化我們中國人做人的文化。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為什么要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其理由如下: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中國共產黨在其黨章中開宗明義的申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姓中國。在中國的土地產生,為中國人民服務、謀劃中國的未來。她區別世界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是他是屬于中國的。那么什么是中國的?除了山川河流、黑頭發黃皮膚,最重要的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是以儒、釋、道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文化思想。其中儒學更是被稱為“中國文化的一根大梁”。學習這些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正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化性質的必然要求。一個脫離了文化根基的政黨必定是“懸浮的”和“短命的”,只有根植本民族文化土壤,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是黨性修養首在人性修養。做一個好黨員、當一個好的黨員干部,首先是做一個好人。劉少奇同志說:“共產黨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所以說,黨性修養,首要在于人性修養。人性修養最值得的、最物美價廉、與我們的血型體質相符的滋補品就是中國傳統文化。黨性修養不足首先是人性修養不足。影響黨性不足的多是文化的浸潤不足。

三是文化可增強“鈣質”促進成長。很淺的根基不可能托起高樓大廈,枝繁葉茂必須依賴于深扎土地的根須。這是常識。同理,文化的缺失會使得我們心理浮躁。愈長大愈不自信,個子再大也只是一個被人瞧不起的“傻大個”。就會在民族的進步中體現出一些茫然、頹廢、無助或自大、自狂的癥狀。不知道究竟要什么,便不會走的太遠,大國的崛起首先必須是文化的崛起。中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覺悟的人”,一定要有文化的支撐。

四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本身具有無窮的魅力。一個歷經數千年,歷經磨難坎坷、天災人禍之下仍代代相傳,流淌在億萬中華兒女血液中沉淀成一種基因的文化必定有其過人之處。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充滿激情的演講概括了中華文明的魅力。他說,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5000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他指出“中華文明歷來注重以民為本,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國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間,莫貴于人”,強調要利民、裕民、養民、惠民;中華文明歷來注重自強不息,不斷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中國的一句千年傳世格言。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歷經挫折而不屈,屢遭坎坷而不餒,靠的就是這樣一種發憤圖強、堅忍不拔、與時俱進的精神;中華文明歷來注重社會和諧,強調團結互助。中國人早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中華文明歷來注重親仁善鄰,講求和睦相處。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中國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秉承“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精神,主張“協和萬邦”。中國人提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主張“吸納百家優長、兼集八方精義”。中華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一些金發碧眼的學者用敬仰的眼光仰視中國文化,這都是因為中華文化本身的魅力所在。

二、影響對傳統文化學習的主要原因

家有珍寶,我們卻棄若敝帚;家有萬貫,我們卻如乞丐般拾人牙慧。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糟粕說。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一提儒、釋、道便被認為是糟粕。毛澤東同志說“對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髓去其糟粕”,而事實是我們戴有色眼鏡去看傳統文化,按自己的先入之見去理解傳統文化,往往自造了很多“糟粕”,也就是有些所謂的糟粕是因為我們的誤解而生成的。比如把《周易》當作了算命打卦的巫術。我們的思想里卻認定這些都是無營養、無價值、只能拋棄的糟粕。我們太習慣于破壞、喜歡拋棄,而不擅于繼承、發揚,更拙于建造。

二是過時說。認為當今社會已進入信息社會,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代早已過去。殊不知,信息時代重要的標志計算機技術的突破,就得益于萊布尼茲對中國《易經》太級圖的感悟。天地無外陰陽、數理不過一二。這是多么精變先進的概括。現代軍事學,一部《孫子兵法》似可說透,管理學僅從《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等四大文學名著就可琢磨出許多道理,一句“無為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就把萬千管理概括。紀昀有一句話,“世間多少事情和道理,都在古人的書中說盡”。我們去學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可翻開薄薄的一本《菜根譚》你會發覺他說的道理,我們老祖宗早已說過。學習領導學,《吳子兵書》的一句“用眾者,務易。簡則易知。易則易從。”足矣。“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矣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便把領導藝術說盡。

三是反動說。首先我們現在這幾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在對傳統文化的反對和鄙視中認識的,這就使得我們對傳統文化有心理上的“反胃”。比如對“克己復禮”、“禮、義、廉、恥”的認識是在打倒孔家店、批倒孔老二的大字報中認識的。這種特殊的境遇,造成了我們傳統文化的斷層,人為地在意識上立起一道屏障。其次,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只務虛不務實,只守舊不創新,只要集權大一統,不要民主民權,其實這全是因為我們的心中有“一葉障目”,沒有詳察細考的結果。胡錦濤同志說,“科學發展的理念,也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認為“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都“有著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反動說,只是我們由思維慣性而生的誤區。

三、國學與黨性修養密切相關的內容

國學博大精深,可吸收借鑒之處,寥寥數千字絕難窮盡。用之于黨性修養的最起碼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任重道遠,以育弘毅之心。一些人反對國學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認為國學是迂腐的、不思進取的。只強調去追求自我心靈的愉悅,而沒有進取之心,沒有為天下服務。可事實并非如此,其中積極向上的成分,與共產黨員以天下為己任,與時俱進的要求完全一致。“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強調每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感,認為天下的興衰存亡是需要每個人共同努力的,或興或衰或存或亡,每個人都應勇于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位卑未敢忘國憂”、“以身報國,殺身成仁”等等是強調個人要有大志向,為國為大義不惜犧牲。現在有極少數同志總是做批評家,觸目皆是不滿意,滿嘴都是不應該,就是忽略了對黨和國家的興衰的責任,置身于局外,并不是黨性的要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指出人生要像蒼天那樣運行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也不屈不撓;要像大地一般,厚實和順以容載萬物。如此志向立于天地之間,應為鴻鵠之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后人往往以此認為國學太過變通,不知堅持,趨于困境中的逃避。其實,筆者個人認為這正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是順應潮流之舉。并不是逃避而是以退為進。困境窮途中的修身養性,正是為“達”時“兼濟天下”的準備。毛澤東曾經描述自己在三十年代一度被排擠出權力中心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都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選擇了“獨善其身”,(其實除了他說的那三件事,他還利用這一窮境做了另外三件事,即讀書、思考和寫作)。正是因為這樣的選擇,才沒有被砍掉腦袋,才有了毛澤東本人以及中國革命后來的輝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國學中許多勵志的思想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二是泰而不驕,以育愛人之心。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因為他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人民的代表,愛人民是其本性要求。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黨員領導干部倘能做到如此一定會樹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儒學中“仁愛”正是其基本要義。一個“仁者愛人”說得直截了當。《論語》中多處有問“仁”的話題,“仁”字也成為論語中出現次數最高的詞。樊遲曾問孔子:“什么叫仁?”孔子答的很干脆:“愛人”。并且補充說“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弟子規》語),或有人說這是泛愛,抹殺了人類社會的階級性。但共產主義向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愛人民終會歸于愛人。就目前的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要贏得全體人民的支持,這個“愛”字也是不能有絲毫含糊的。我們高興地看到許多贏得人民尊重的優秀共產黨員就是一個“愛人”的“仁者”。周恩來總理“周公吐哺”、“事國先事民”、“責己后責人”,才贏得“天下歸心”。雷鋒:“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他成了國人的楷模,亦是當代的“仁”者。“燃燒自己這塊炭火去溫暖別人”的朱伯儒等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視百姓如草芥,當官作老爺,與人民的心愈來愈疏離,如此,就必將為人民所唾棄。倘若真正能做到孔子所倡導的“智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治長》),即對待志者謙和有禮,對待朋友坦誠相待,對待下屬和學生要真心關懷。這樣一個志向,常懷惻隱之心,那么就不會出現在我們一些黨員干部中“和老同志談不進,和年輕同志談不來”的奇怪現象。所以,黨性修養中必要“愛人”之課,黨員必存愛人之心,否則魚水便可成冰炭。

三 是知行知止,以育敬畏之心。共產黨要求每個黨員要嚴守黨紀國法,要接受群眾監督,就是要求大家要有敬畏之心。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是強調知道敬畏,是一個君子的必然之德。畏天命,就是要敬畏自然社會規律;畏大人,就是要敬畏大德之人(“這個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的大,對父母、長輩、有道德學問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南懷瑾注);畏圣人之言,就是要敬畏已有的文化和信仰。共產黨員強調“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這是指在革命之中行革命之事,即便如此,也要知行知止,超越了規定,便會忽左忽右。有些項目完全不顧自然和社會規律,盲目上馬,欲建功德碑反成恥辱牌;聽不進嘉言善語,以魄力強悍為榮,一意孤行,結果就只能走到絕路上去。對組織耳提面命的教誨置若罔聞,老子天下第一,最后便只能在孫子的位置上哀嘆。這都是不畏之害。

強調知進知退、知行知止,心存畏懼,對于轉變黨員干部作風,倡行科學決策,廉政勤政都大有裨益。國學中有許多因果報應之說,強調不該拿的不拿,不該做的不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為仁”,就是說約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禮,就是值得提倡的仁。這里的禮指的是規范、禮儀,在進行黨員教育時,我們可以完全對應理解為:不合乎黨的紀律和形象要求的不看、不聽、不說、不做。倘如此,黨風官風一定是風清氣正。

四是淡泊名利,以育恬靜之心。市場經濟,紅塵滾滾各種誘惑,令人目光迷離,心旌飄搖;浮躁之氣,甚囂塵上。這時,黨性之修養,先要有一支鎮靜劑。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是要求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經得住考驗,保持本色不變。“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等都是說,人呀,對名利要看的開些。“名韁利鎖”(宋.柳永《夏云峰》)是非常形象的描述。《老子》中說“恬淡為上”,能看透名利的本質,心中能拿得起放得下,心境就會開闊,眼界就會高遠,就不至于為蠅頭小算,爭名于朝爭利于市,投機鉆營而痛失大義。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做趨炎附勢事,辭官歸鄉,為后人稱道。中國官場少了一個官僚,文壇上多了一位文學家,古人中多了一個我們敬仰的智者。莊子亦是淡泊的,面對居廟堂之上曳尾涂之中的選擇,他干脆的回答“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莊子.秋水》),這才有了令人心馳神往的逍遙(莊子有《逍遙游》一文)。共產黨員中也不乏這樣的淡泊名利者,周恩來總理就是最具代表者,遵義會議上他是“三人團”成員,權力不可謂不大,在全力支持毛澤東的同時,他主動擔責,自我批評,確保了會議成功。會后,他作為“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卻主動地退居助手地位。在之后的社會建設中,他忍辱負重將自己的名利置身事外,一心撲在人民的事業上,名利當前的淡泊是更高境界的淡泊,周總理做到了。他是中國文化中舍身取義、淡泊名利的優秀代表,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說如果是靠不正當手段獲得富貴,那么與我而言就是浮云一般不值得眷顧,這也是一種淡泊。

五是辯證思考,以育中庸之心。不偏謂之中;不易之謂庸。說直白些,就是不偏不倚堅持走正道。它要有調和折中的態度,似乎與我們一貫要求的“旗幟鮮明”之類相沖突。魯迅先生更是說:“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掩飾,聊以自慰”。似乎中庸是怯懦的別解。而筆者認為,古人中庸之學的精髓在于辯證地思考、辯證地為人處世,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養“以達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套理論和方法”(《百科名片.中庸之道》)。

對《論語》許多觀點的解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非仁非智,也試著談一些自己對中庸之道的解釋。天人合一是中庸的理論基礎。它認為天和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字:“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深,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天地人,人立天地之間,是為中。居中為穩。

中 庸之道同《大學》之道一樣,是儒家修己治人的內圣外王之道。內圣方面,首先是性情的中和修養。《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對外則講究和,和的基礎是構成的多元,“物一不講”。中庸強調時中、中正和中和三種。時中,就是要因時變化,不要超越時空階段去看問題,在因時變化中保持中。中正,就是認識事物要客觀,要實事求是。要居中去判斷,不偏不倚,這樣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它還有一層意思就是說不要越位,用現在的話說要立足現實,你要正確看待你腳下的位置,言行要符合你位置的要求。中和,就是通過中達到萬物歸于一的和諧。中是內,是本;和是外,是末。無中便無所謂和。很顯然,中庸之道絕非不偏不倚的調和之道,而是更接近客觀現實的思想之道。它強調寬猛相濟,上下相應。比如在人際關系要求上,他把父慈與子孝、兄良與弟悌、夫正與婦聽、長惠與幼順、君仁與臣忠并行列出。在論及調節人際關系的手段時說,要靠智、仁、勇。仁者居中,智勇相對。它認為的用來治理天下國家可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即“九經”)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工匠,優待來客,安撫諸侯。它的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還有信友、親親,誠身,明善等原則。中庸講究是做人的修養,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它的思想內涵與辯證法的含義遙相呼應。且“中庸”已浸潤了中華文化數千年,且不說其中還有許多待討論之處,只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對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實在有深入研討、擇其精粹“學而時習之”的必要。

此外,作為共產黨人必不可少的道德之心、進取之心、學習之心、憂患之心,也都可向國學之中汲取營養。以此養育心中的浩然之氣。“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已有能,勿自私;人所能,無輕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等等耳熟能詳的句子所包含的思想內涵都值得我們心懷敬仰。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等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增強國家軟實力,弘揚中國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因此,對優秀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應是黨中央關于“文化興國”戰略的題中之意,必須抓緊抓實。全體黨員的教育之中認真地補一補傳統文化課,這對于加強黨性修養,實現我黨宗旨,與時俱進的持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的振興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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